60 后女性拿 800 万托人炒股巨亏，法院判决赔偿损失引关注

最终，法院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20万元以上。两被告的责任如何划分？原告有责任吗？当事人的损失如何计算？本案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拿800万元委托他人炒股，巨额亏损

要求赔偿损失267万元

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庭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本案原告邓某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经朋友介绍认识了80年代出生的男性尚某。尚表示，自己拥有丰富的证券投资经验和巨大的业务市场，可以帮助邓通过证券投资获得稳定的收入。

邓某对尚某产生信任，并于2023年9月与尚某签订《托管协议》，同意邓某在证券账户投资800万元，委托尚某进行股票交易；为保证原告资金安全，尚某提供了60万元保证金，未解除；尚保证原告的本金不会损失。若账户损失达到约定范围，则补充初始资金至800万元；当它盈利时，将分成50-50。

上述合同签订后，邓某按照约定将800万元转入证券账户，尚某向邓某转入60万元作为担保。

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尚某出于对90后“90后”孙某炒股技巧的信任，将涉案证券账户交给孙某实际操作。但尚某、孙某均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尚某作为中介将股票账户信息传递给孙某、邓某，邓某未提出异议。

不过，她多次在微信上表达了对风险的担忧，并强调不准购买港股。随着账户损失加剧，尚某多次承诺补充资金，并实际投入了一定金额。但孙先生无视警告，继续买入港股，导致其账户进一步亏损。

2024年1月30日，邓某更改了其证券账户密码，并自行接管了该账户。为了重新获得经营权，孙某于2024年2月7日给邓某开了400万元的欠条，但邓某并未改变主意。

2024年2月26日，当孙说“卖了，全部挂了”“撤了，别这样挂了”时，邓就卖掉了自己持有的“XX格尔”股票。截至2024年2月26日，邓某涉案证券账户显示资金余额为4724829.14元。

邓某委托他人炒股造成巨额损失后，将尚某、孙某告上法庭。

邓某认为，尚某与孙某签订《托管协议》后共同进行交易，未能保证本金不损失，未按照约定补充证券账户资金，且违反原告要求进行高风险股票账户操作。 ，造成原告遭受经济损失。作为交易员，孙某在账户遭受损失后多次确认债务，应与尚某共同赔偿原告损失。

因此，她向法院提起诉讼：判令二人赔偿本金损失2,675,170.86元，资金占用费10,254.82元。

判决书显示，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267万元，系涉案股票账户初始资金800万元减去涉案股票账户余额4724,829.14元。 2024年2月26日，保证金60万元。

被告辩称：

原告的损失是由市场风险和未经授权的清算造成的。

两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托管协议》第九条规定的“保证条款”违反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

此外，孙某向邓某开具了400万元欠条，希望邓某保留其涉案证券账户中约400万元的“XX格尔”股票，以便孙某继续交易。欠条上所说的400万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被告还辩称，尚某与邓某之间建立的关系属于委托关系。只有在邓有过错的情况下，受托人才会对邓的损失承担责任。邓股票账户的损失并不是由于尚、孙不服从指示造成的。由于港股炒作，亏损主要发生在2023年底，但自2024年2月5日以来股市持续上涨。

但邓某更改了涉案证券账户密码，不顾劝告，将持有的“XXGel”股票出售。因此，邓某的损失应是由于证券市场的天然风险以及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中途更改了账户密码，属于未经授权的通关行为。”被告称。

此外，第二被告称已向邓某转账245万元。即使认定第二被告对邓某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该数额也足以弥补。

法院查明：

原告承担40%的损失，二被告承担60%的损失。

经过多轮审理，法院出示了多组证据。对于双方争议焦点，法院在裁决书中一一进行了陈述和澄清。

首先是《托管协议》中的最低保障条款是否有效以及《托管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对此，法院认为，最低保障条款排除了邓某应承担的风险，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仍同意享有50%的利润，不符合市场规则和公平原则，故该条款应视为无效。但涉案最低保障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托管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故《托管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个问题是，孙某向邓某开出的400万元欠条是否具有创设债务的效果。

法院认为，借条是孙某在涉案证券账户遭受损失后单方面向邓某开具的。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开具欠条的目的是继续影响邓某，将涉案证券账户移交给孙某经营。借条中记载的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故借条的有效性不予承认。

三是关于原告与被告的责任划分。

法院认为，一方面，两被告作为受托人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他们明知股票理财风险较大，但仍接受原告委托擅自从事股票理财，并向客户承诺本金不会损失。在实际操作中，原告委托的股票理财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两人作为共同受托人，为原告邓某提供股票理财服务。其过错责任均等，依法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邓某于2014年开立股票账户，并于2023年开始交易股票，对股票市场的风险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同时，庭审中发现，邓某在委托二被告进行股票理财时，知晓涉案证券账户的交易密码、持仓状况，也知晓涉案证券账户的操作流程。涉案证券账户。

法院认为，邓某作为委托人，明知金融市场存在较大风险，但仍相信受托人的担保承诺，信任受托人的股票操作技巧，也造成一定过错。

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原、被告应按照过错比例分担涉案证券账户的损失。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承担40%的损失，二被告承担60%的损失。

责令两被告连带赔偿人民币120万元以上。

不支持原告267万元以上的损失计算。

最终，法院判决尚某、孙某共同赔偿邓某120万元以上损失，并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那么，当事人的损失是如何计算的呢？

审理过程中发现，因两被告未按照委托人邓某的指示于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操作港股，原告邓某于1月份更改了涉案证券账户密码。 2024年1月30日，视为原告与被告已于2024年1月30日终止委托理财合同。

在随后的股票交易中，邓某在孙某的指导下卖出了股票“××胶”。但该操作不能视为原告与被告之间仍然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

原告证券账户损失期限为2024年1月30日，即理财合同终止日。损失按客户交付的800万元减去当日账户总资产计算。原告当日无法提供报告，但于次日提交报告，资产总额为5,384,753.04元。

结合两日股票市值差额，法院计算出1月30日资产总额为5,985,125.04元，故认定损失为2,014,874.96元。原告主张的267万余元损失的计算方法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注意到，法院认定的损失额的60%，正是法院判给两被告的赔偿金额——1,208,924.98元。

对于被告向原告转移245万元的主张，法院认为，上述一系列行为是两被告在委托理财过程中的操作行为，也是被告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两被告在受托理财过程中。在计算中，法院不再对原告的损失进行额外扣除。

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法院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