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独二孩到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嬗变下高学历女性的生育决策与行为

2011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从“二孩二孩”发展到“全民三孩”。经过10多年的演变，“要不要生”不再是一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你想不想生孩子”、“能生孩子吗”、“如何养孩子”。

回顾政策历程，从2011年的“单亲二孩政策”，到2013年的“单亲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这表明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涉及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生个孩子就行”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了《生育细节》系列报告，精选国内外最新发表的人口研究成果，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和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索细节。

今天，本系列第22篇文章上线，重点关注高学历女性婚姻和生育的变化。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姻和生育结构。教育性别差距的逆转引发了婚姻市场的深刻变化。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庆世松以12523对妻子出生于1950年至1994年间的夫妇为样本，分析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这篇题为《女性教育改善与生育行为变化——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发表于核心期刊《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姻”（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正在下降，而高学历“同质婚姻”（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相同）和女性“下层婚姻” （丈夫受教育程度低于妻子）增加——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1990年至1994年出生的妻子）中，“梯度婚姻”的比例下降至21.7%，而女性“下层婚姻”的比例则下降增加至25.8%。一项研究还发现，2014年至2018年结婚的夫妇中，“向下婚姻”的女性比例已经超过了“向上婚姻”的女性比例。

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夫妇之间的生育率差异也很显着。研究指出，在同婚中，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梯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夫妇生育的孩子数量最少，生二胎的概率也最低。同时，妻子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二胎的概率就越低。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高学历同婚、低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一变化不仅重塑了夫妻教育匹配结构，也对家庭生育决策和整体生育率产生影响。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说。

从“85后”夫妇开始，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配偶

本文旨在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队列角度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以深入了解教育与生育的关系，为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为制定和优化生育支持措施奠定基础。提供灵感。

“教育扩张一直被视为促进生育转变的关键因素。”笔者关注的是，年轻人口尤其是刚刚进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持续上升。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超过具体来说，从“85后”夫妇开始，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其配偶。

夫妻受教育程度的队列变化

这种新模式对婚姻和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夫妻间教育差距的缩小或逆转，更直观地揭示了教育匹配模式的深刻变化。

笔者通过数据观察到，教育同婚在中国社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大多数队列的教育同配比例达到或超过50%。然而，在最年轻的夫妇群体（1990年至1994年出生的妻子）中，同质婚姻的比例已从1970年至1974年出生队列的57.0%的小高峰下降到52.6%。

“年轻群体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姻中，自1965-1969出生队列以来，女性二次婚姻的比例持续上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姻。在最年轻的出生群体中，降级婚姻的比例下降至21.7%，而女性降级婚姻的比例则上升至25.8%。这与2022年学者徐琪的研究结论类似，即2014年至2018年结婚的夫妇中，25.3%的女性向下结婚，超过了向上结婚的比例（23.3%）。

事实上，一项使用 1960 年至 2011 年 120 个国家的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嫁给下层而不是上层婚姻。这种情况发生在法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韩国和美国等许多国家。几乎成为全世界（非洲除外）的普遍现象。

教育匹配模式的队列变化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大型全国跟踪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的95%。调查以家庭为抽样单位，详细收集包括夫妻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教育、生育等信息。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夫妇为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年至1994年之间的夫妇样本（即即26岁至70岁），并以5年为单位，分为9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本文整合了2010年至2020年六轮数据，共覆盖20177对夫妇样本（40354个个体样本），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妇的教育匹配模型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

女性“下嫁”的夫妇生育水平较低

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同性婚姻中，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梯度关系：随着夫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的孩子数量逐渐减少。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双方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及以上）的同性伴侣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夫妇的生育水平最高。

具体来说，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所有夫妇的文化程度组合模型中，高文化程度的同性夫妇生二胎的概率最低，而小学文化程度低的夫妇生二胎的概率最低。学校及以下生二胎的概率最高。同时，下降婚姻中女性生二胎的概率低于传统梯度婚姻中的女性。这说明，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生育二胎的概率最低，一胎向二胎转变最慢，一胎向二胎的生育间隔较大。

不同教育程度的子女数及其队列婚姻匹配模式变化

同时，研究也观察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与传统的梯度婚姻或同质婚姻相比，向下婚姻模式的夫妇生育水平较低。这可能反映出，在一定时期或早年生育群体中，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性别分工仍然根深蒂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与丈夫之间的协商来实现这一目标。丈夫和妻子。想要少生孩子的愿望。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在年轻夫妇中，生育机制似乎正在从性别分工模式向平等主义资源聚合或双收入家庭模式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群的更替，高学历夫妇的生育劣势逐渐减弱，已婚妇女的生育劣势在年轻人群中也呈现下降趋势甚至消失。这种变化与性别角色和关系的持续转变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整体样本和子样本中，与传统的向上婚姻的女性相比，向下婚姻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劣势。这一劣势可能源于与生孩子相关的更高的机会成本和财务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下层婚姻的夫妇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表现出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当她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时，例如仍然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顾的责任时，她们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着的变化发生了：向下婚姻女性的生育劣势与梯度婚姻相比不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变化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姻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往往伴随着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观念。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地位较高的女性（即婚姻地位低下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援助时，一般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和女性不再表现出比低婚夫妇明显的生育劣势，这反映了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从传统向平等的转变。”作者表示，现代社会，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育儿费用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质量、实现生育孩子的愿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育支持政策应鼓励夫妇分担育儿责任

作者认为值得讨论的是，尽管性别平等取得了进步，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仍然存在。这或许是教育与生育率负相关性虽然有所缓解，但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关键原因。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化不平衡，男性配偶观念变化滞后，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文化等方面逐渐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将家务外包，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寻求代际互助，但在育儿观念快速变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母亲们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孩子的教育，特别是课外学习的责任却不断增加，导致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教育的负担越来越大。

CFPS 2020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多于丈夫。此外，性别平等分工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仍缺乏足够的支持，有些政策甚至无形中强化了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例如，职业女性享受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哺乳假）和育儿假相对较短，难以有效落实。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笔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性别角色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需要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为其提供保证。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男性越来越多地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他们本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间共同生育意愿的形成。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这包括倡导新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分担育儿责任，制定减轻夫妻或家庭育儿负担的政策。水平等”

作者呼吁将性别和家庭视角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深入了解并有效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男性和家庭的实际需求。这是构建积极生育政策支持体系的关键。